“伙计在也行啊。”一脸坏相的男人把胳膊肘抵在柜台上,头往前伸过来。
“我做不了主,我只是个伙计。”我扭过身子,不给他好脸色。
“我要两包劳动牌烟。”
“先把钱给我。”我板着脸跟他说,摊开手掌伸过去。
“老样子先给我记上,等手头宽裕了会给你们还清的。”一脸坏相的男人满不在乎地说。
这男人已经在这里欠了一条烟,每次都说手头宽裕时再还,但过了两个月还没有还,我可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得逞。
“没门。除非你给我钱。”我决绝地对他说。
他的脸色刹那间变成紫黑色,嘴角抽搐,狠狠地砸了一下柜台,气哼哼地拍着胸脯对我说:“我是翻身农奴,你以为我会赖账,你这是在诋毁我们。”
“你已经赖了一条烟,再想赖没有门。”我据理力争,气得身子有些发抖。
“呸!你们这些剥削阶级,我不会给你们还一分钱的。”一脸坏相的人说这话时,恼羞得全身抽搐,口角溅出唾沫,硕大的耳环在耳垂下震**。
“一分钱都不给,还抽了我们的一条烟,你才是剥削阶级。”
一脸坏相的人把右胳膊高举起,手握成拳头,骂了句:“秃驴!”他转身放下胳膊往门口走,用脚踹门框,一闪身不见了人。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糟,提前关门回了家。
黄昏时刻努白苏管家来我家,知道了一脸坏相的人下午去找他,先把我给告了一状。努白苏管家没有责备我一句,只是说以后尽量别去得罪他。另外,还告诉我索达啦带来的一条消息,说是在印度一个叫古鲁凯的地方有个人叫罗追维色,好像是我哥哥,但他是孤身一人。这条消息没能让我兴奋,我知道藏族同名的人很多,容易混淆。
我打了一壶浓酽的酥油茶,请努白苏管家晚上一同吃糌粑。在灯光的照耀下,我俩边吃糌粑,边聊各自的过去。但我更多的记忆是寺庙里的事情。
努白苏管家谈论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
努白苏管家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父亲去世得早,靠母亲苦苦支撑。后来他母亲二十六岁时入赘了一个男人,但这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不但支撑不了这个家庭,反而把几个女佣的肚子给搞大了。为这事跟他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件事给努白苏管家的头脑里凿刻出深深的阴影来。这个继父一年半后离开府上,去了乡下的谿卡里,他母亲的婚跟没结没什么两样。这个继父给努白苏管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那张娃娃脸和纤细的手指头。他说,继父让用人搬张凳子,坐在廊下的阳光底,怀抱扎年琴弹奏半天。有时会换成一支笛子。每次弹奏,那张娃娃脸上洋溢的是一种飘飘欲仙的神情。院子里的嘈杂声和牲畜的几声叫喊,都打搅不了他。那修长的手指头在琴弦或笛空上,灵巧地舞蹈,送出或缠绵或忧郁或悲情的旋律来。继父很少跟家里的人说话,即使他母亲跟继父说话,继父的应答都很简单:是。好的。可以。看着办。他的母亲最后不再征求继父的主意了,一切决断由她来做。
几年后,乡下来人告诉他母亲,继父染了重疾,生命没有几日了。他母亲啊了一声,转身丢下送口信的人,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直到第三天,派几个仆人去忙后事。继父的那把扎年琴被他母亲折断,扔到灶房里付之一炬。
后来,府上又入赘了一个更年轻的男人,说是给他姐姐招的婿,但更多的是在跟他母亲生活。等努白苏管家十三岁时,他母亲难产死了,家里的一切由姐夫和姐姐做主。
“你知道,我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吗?”努白苏管家盘着腿问我。
“当上管家以后。”我胡乱地猜测。
“不是的。是我上私塾的时候。”努白苏管家望着我的眼睛说,“母亲选了个吉日,那天让我穿上干净的衣服,到嗒巴林私塾去入学。母亲给嗒巴林的先生敬献了哈达,让仆人把做衣服的氆氇和一袋大米给呈上去。先生是个瘦高的老者,胡须全变白了,头上戴顶灰色的毡帽。他绷个脸,眼含冷冷的光。第一次见到先生,我的心里对他已经有些惧怕了。母亲再给另外一名教书先生献了一条哈达,赠了五两硬币。学生们都坐在院子里,每人屁股底下垫个薄垫,好奇地盯着我看。母亲把家里带来的垫子,放在一个空位上,让我坐到上面去。仆人把她背上的习字板取下来,放在我盘着的腿上。接着仆人请每位学生喝茶,学生们把自己兜里的碗拿出来放在面前。仆人给每位学生敬过两次茶后,再给他们倒一勺的绰玛哲森饭。我的入学仪式算是完成了,母亲领着两个仆人回去。那位教书先生走过来,让我跟他一起念诵智慧神的咒语:嗡啊嚷叭杂呐嘀嘀嘀——诵完三遍,教书先生在我的习字板上写上两个藏文字母,在一名大一点儿学生的指导下,我拿着竹笔要描摹老师的字。”
“我没有上过私塾,都是在寺院跟希惟仁波齐学习拼读和书写的。”我心里有点羡慕努白苏管家。
“早晨坐在垫子上,在教书先生的带领下要念诵《皈依经》《度母经》《智慧神颂》和《正字法》《九九口诀》等。诵读结束后,放一个小时的假,可以回去喝早茶。再回到私塾时,就要在习字板上学习写字。那时,私塾的对面有两家商店和一个摆摊卖饼子的妇女。我们都喜欢往商店和卖饼子的妇女那里跑。商店里有印度的各种糖果和饼干,没有钱商店老板允许我们赊账,一个月后家里的大人过来还账,墙上的那一条条横线就会被擦掉。卖饼子的是个颧骨凸出、镶着一颗金牙的妇女,我们都喊她阿希啦,因为她说话的口音是西藏东部的,喊阿希也是理所当然的。她的饼子种类很多,有油饼、锅盔、肉饼、红糖饼等,阿希啦也允许我们赊账,但她从不画横线,谁在这十多天里拿了她几个油饼或肉饼,她的心里明镜似的,从来没有乱过账。最有趣的是每个月的十四和二十九号要进行考试,先生会亲自监考。成绩排名一出来,要依次排队,由第一名拿着一块竹片,打第二名的脸颊上,由第二名接过竹片,敲打第三名,依次往下走。女生倒好些,只打她们的手掌。最后那名学生接过竹片,在同学们的取笑声中,要跑到门口装垃圾的干羊肚旁,拿着竹片敲羊肚,让它发出嗵嗵的声响来……”
努白苏管家回忆在私塾的学习生活时,脸上洋溢出喜悦的神情。但是,他的家日渐破落,乡下的谿卡也卖给了其他家族,用这笔钱打通关节,给姐夫谋到了一个跟班的小职务。不久,他姐夫服侍的那位贵族官员要到波宗任宗本,他姐夫跟着一起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姐夫病恹恹地回来,只能整天卧病在床。医生说他姐夫被人下蛊了,毒素已侵蚀到了他姐夫的肝和肺,年都跨不过去的。燃灯节快到来的时候,他姐夫一晚上都在咳出大块的血来,黎明时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姐夫去世一周年祭日那天,姐姐突然提出要去尼姑庵出家的想法,年仅十七岁的他怔住了,苦苦请求姐姐不要丢下他,心意已决的姐姐含着泪,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当口,有个亲戚告诉他们姐弟俩,努白苏正托人在拉萨找房子买,问他们有没有卖房子的想法。年轻的他想都没有想,脱口就说价格合适就卖。把坐在一旁剃光了头的姐姐给吓了一跳。第二天,努白苏老爷和少爷到他们家来看房子,知道他的境遇后,不但要买下这栋房子,还挽留年轻的他给努白苏府做事。就这样他跟着努白苏父子到处去做生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当上了管家。努白苏府后来买了块宅基地,重新盖了房子,要把努白苏管家的房子退还给他。努白苏管家谢绝了这份好意,因为那栋房子给他留下的更多的是忧伤记忆,他要与过去要做个彻底的了断。努白苏府的老爷听完没有再坚持,只是当着少爷和夫人的面说,尼玛桑珠啦,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我会待你像儿子一样的,府上的所有人也要这样对你。努白苏府上的人待他很好,他也忠心耿耿地为努白苏府出力。努白苏的老爷后来在印度得病去世了。
“我得回去了,老太太一个人待着不放心。”努白苏管家说着从**下去,穿上了鞋子。
“我送您。”我起身跟在后面。
“你就不用出来了,记着舍点财也别得罪他们。”努白苏管家说完出去,把门给带上了。
美朵央宗是背着男孩进入商店里的,那时我正给一名穿着工装的客人称酥油。这名客人很挑剔,要求秤杆翘得高高的。美朵央宗把男孩从背上放下来,眼睛往货架上扫视,我想她在找那件毛衣。买酥油的看到秤杆翘得老高,满意地把钱给我递过来。我找来一张牛皮纸,把黄灿灿的酥油裹进去递给这名客人。他临走时盯了一眼美朵央宗,从商店门口又回望了一眼。
“毛衣已经卖掉了,我把钱给你。”我说着从装糖果的铁盒子里找钱。
“卖成多少了?”美朵央宗从柜台那头问。
“五块钱卖掉的,但我们只能给你四块钱。”我知道她生活艰难,就实话告诉了她。
“四块钱?”她有些惊讶地重复。男孩跪在凳子旁玩耍,开裆裤里的那张屁股正对着我。
“我们也要赚一点吧!”我说这话时,对她心里还是有些愧疚。
“给得够高的!其他商店说只能卖到三块多钱。”她可能看出我脸上现出的难为情来,安慰似的说。
我挑出四张较新的一元纸币递过去。她伸过手来接住,抬头看了我一眼。
“几天前,政府把我列为救济对象,免费供应粮食。”美朵央宗说完,抽出两张钱币递过来。“这是上次您帮着预付的。那天这小孩出麻疹,把我急得,当时身上没有多少钱了。”
“现在好了吗?”我没有接钱,身子从柜台后探过去,看到男孩正跪在地上。
“医院给他打了针,烧退了,病也慢慢地好了!”美朵央宗说完把钱搁在桌子上。
“你还在织那些吗?有的话送过来,我们帮你卖。”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