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杨亚玲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个家,只有母子两人。这两天,两人都忙得焦头烂额。母亲比儿子,似乎还多一点什么思想负担。母子两个,都明显地消瘦了。两天多里,母子俩没有坐在桌边一起吃过饭了。谁也记不清自己的哪一顿饭是在哪里吃的?哪一顿饭到底吃了没有吃?
这时,杨涛正伏在桌子上,铺开纸,在写什么。门开了,杨亚玲回来了。他头也没有回,问:“妈,你吃了晚饭吗?”
“吃了。你呢?”
“也吃了。”
“在家里?”
“不,在食堂。”
他们炉灶里的火,早熄了,两天没有生火了,炉子都凉了。
“你在写什么?”杨亚玲问。
“信。”杨涛脱口而出。
“给谁写?”
“给……”杨涛突然意识到什么,说话吞吞吐吐。
“别说了!”杨亚玲很敏感,没好气地冲出一句,然后“噔噔噔”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杨涛五岁的时候,杨亚玲和那个担任地委书记的丈夫分手了。她领着小涛涛,离开了地委大院,回到了她当年参加工作的煤矿,干一份琐琐碎碎的工作。儿子渐渐地长大了,上初中了,朦朦胧胧,懂得了人世间的事了,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自己的一个当大官的爸爸。爸爸住在城里,那里可热闹着哩,比这煤矿山里美多了。上初中的第一个暑假里,有一天,十二岁的涛涛,突然向杨亚玲提出:“妈妈,我要到城里看看去。”
“上城里,好呀,有机会,妈妈带你去。”
“不,我要一个人去。”
“一个人?”
“嗯。”
“一个人进城,你会迷路,进去了会不晓得出来……”
“不,我先找到爸爸,要爸爸带我……”
杨亚玲惊愕地看着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全身的血液在乱窜。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头一次给了儿子一个巴掌:“你这个没志气的东西!你给我滚!”
小涛涛双手摸着被妈妈打红的脸,“哇啦哇啦”哭了。杨亚玲惊愕了片刻,心似刀绞。她一把将涛涛搂在怀里,忍不住地大哭起来。顿时,母子俩哭作一团。
此后,杨涛再不在杨亚玲面前提他要进城,提“爸爸”了。
中学毕业后,杨涛到省城读大学了。这时,他的爸爸已年近七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挂了一个省政协副主席的闲职,住到了省城。儿子大了,离家远了,杨亚玲管不到他了。假日里,他就常到当省政协副主席的爸爸那里去,甚至,和他那个年轻的后妈,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通过爸爸的关系,留到省城工作,可杨亚玲坚决要求他回矿上来。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同情自己的母亲,她一把屎一把尿,把自己拉扯大不容易。再,自己到基层混一混有好处。于是,他回到矿里来了。
他回矿后,常常和爸爸通信,他心里清楚,自己前面的路,还需要借助爸爸的力量。他虽然不掌握实权了,但他有众多的同事、部下,许多他一手提拔的干部,现正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大权。自己人生的前程需要利用爸爸的“余权”呵!妈妈是一个普通干部。过去,她养育了自己,这份恩情,他当然会记在心里。但是,对自己前面的路,对自己的灿烂前程,她不能起什么作用了。这,需要依附爸爸……父子间,频繁地通着信。
有一次,他给爸爸写信,写了一半,矿长找他有事,事很急,他连信纸也没有来得及收拾,就出门去了。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六岁,还没有找对象,杨亚玲的心里有点着急了。只见儿子常常深夜在灯下写信,以为他是有女朋友了。这回,信写一半撂在桌子上,杨亚玲便拿过信笺来看。一下子,她的脸变色了,呼吸也变粗了。
杨涛回来了,见母亲阴沉着脸,在房子里不安踱着步子,走一个圈又一个圈。杨涛知道事情不妙。他走近去,想向母亲解释几句什么。还没等杨涛开口,杨亚玲就沉重而严峻地说开了:
“他,当然还是你的爸爸!我不反对你给他写信,还有,也不反对挂上你那个‘亲爱的妈妈’的名,给她问好、请安。但是,你记住:以后,你写这样的信的时候,再也不能让我看到!要避开我!能做到吗?”
杨涛无言地、木然地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杨亚玲一见到儿子写信,神经就特别敏感,总是主动回避,不看不问。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自己一张口就问起来了,杨涛,也少了那份警惕,一张口几乎就说出来了。
一堵墙,猛然间耸立出来,横在这对母子的面前。一种难堪的气氛,笼罩着这个两口之家。
屋里极静。令人窒息般的静。
“叮叮叮……”电话铃在这样的时候响起来,带来了一股清风,**涤着这屋里沉闷的气氛,冲破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僵局。
杨涛起身缓步走过去,抓起了电话筒:“什么?通了?掘通了?”
儿子站在电话机旁惊喜的叫声,把杨亚玲闷在心里的烦恼一下子赶走了。她一下扑了过来,一把夺过儿子手里的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