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马相伯谈“大局”与被骗现象。
12月3日
听马相伯谈中国人的演说。
12月4日
听马相伯谈中国人应该知道国家是什么。
12月5日
听马相伯谈“所谓文化”问题。
12月7日
听马相伯杂谈胡适、买办头脑、磕头请安等问题。
12月9日
听马相伯再谈国家问题。
12月10日
听马相伯三谈国家问题。
12月11日
与马相伯杂谈。
12月13日
与马相伯谈好学生问题。
12月14日
与马相伯谈“怯懦”与“残酷”。
12月17日
与马相伯谈胜败的关头。
12月18日
与马相伯谈所谓礼教问题。
12月19日
与马相伯再谈所谓礼教问题。
12月21日
与马相伯三谈所谓礼教问题。
马相伯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多所批评。譬如当时国民党正在制订宪法,马相伯却说那是自欺欺人。
“马相伯: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在的宪法,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
“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如何能以建设真正的国家,如何能保全国家,又如何能以产生一种完美的国家的最高法典(宪法)?”
语罕在文末附记:“某所记老人所谈,容有未尽,然而大旨如是,绝无差池,记者执笔时绝不敢参加个人成见增损删润于其间,亦不敢以我见而有所去取,盖左史之职也。”[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第90-92页。]
再如,蒋介石当时正在亲自出马提倡“新生活运动”,一时全国到处尊孔,党国要人纷纷出面鼓吹“礼教”。马相伯连续多次谈话对此大加批评,《一日一谈》的最后三篇文章即是谈所谓“礼教”问题:
“他们提倡礼教,自有他们的用意,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听他们摆布。这么一来,他们便可稳坐江山,子孙万世,实则大错特错!”
“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民,乃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干人!”
诸如此类言论,为国民政府所难接受。蒋介石曾当面告诫于右任,“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
是年
《益世报》的“一日一谈”因政府之通告而停刊,旋又为南宁《民国日报》继续发表“一日一谈”。“老先生每逢和我谈话,非常高兴,他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见解,自然不能强同,但是他那一种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烈的深爱,真是使我们许多中年人和青年人惭愧死。”
冬天
天津的《益世报》(中国天主教的机关报)特开一栏“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谈”,请马相伯每日发表一篇谈话,时间长达三个月,特邀高语罕为执笔记者,当时化名“王瑞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