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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27四十一岁（第6页）

与张发奎接洽未果。“到汕头后，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偕行者为江董琴）。动身那天，敌舰已开始袭击汕头，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适汕头失守之报至，我们因既不能回前方，遂商之阮啸仙同志。遂移居澳门。”

10月10日

朱其华回忆：“双十节之夜，语罕与三二酒肉朋友，饮于油麻地伟晴街之某号。酒后又继以赌，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不意侦探撞门而人，将加以拒捕，幸语罕机警，急出港币三百元贿探，乃得免尝铁窗风味。”

10月15日

贺龙、叶挺、吴玉章、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张国焘、周恩来等齐集香港。会议决定，留恽代英、叶挺等在广东工作，高语罕赴俄，周恩来因病，暂在香港修养，余人均回上海，向中央报到。

10月

高语罕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于八一事件的意见：“（A）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左派这个名辞，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而且我们国民革命直到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是‘土地革命’。但是，在路上就没有听见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民众中切实宣传过，更谈不到实行。当时大家都抱着秋毫无犯，王者之师的梦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B）军事上的。我们同志负责军事责任的，很少对于战略上战术上能以担得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刘伯承同志还好，但广东地形情势不熟悉），比如当时名义上四个军长：十一军叶挺、二十军贺龙、十五军刘伯承、九军朱德，大致除了刘伯承同志之外，都犯了一个毛病——轻敌——疏忽，就说希夷同志吧，论他对于主义的认识，在几个军事同志中，要算最好的，但他那种疏忽的毛病，实在太危险了。所以会昌第二次战役，几乎在那时就完了。因为到了会昌以后，南山岭（会昌第一险要，第一高山，俯瞰全城）只配备了七四团的一两连人，对岸一连人，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当时我病热，神经错乱，以为我军正准备退却，我不能行，恐为敌人俘虏，引枪自裁，后为周师（士）第部下所救，送回军部。我在谵语中曾痛说希夷等对于军事之疏忽，后来同志告我，我始知之。亦可见我对于工作心余力拙之一斑矣。尤可笑者，贺龙同志的指挥军队的态度，简直莫名其妙。我跟他到三河坝，到潮州，我们的先头部队还未到，而总指挥部的船只，已经驶到，刚到三河坝（敌人已于前夜退去），敌人又开了四五只小轮的兵来，若不是敌人不晓得虚实，就那一次便完了。（C）组织上的。我们在军中对于小组会议，没十分注意，这是大的缺点（这是我就亲历者说话，因为我没有参加小组会议，便说不注意，也许是有），弄得军部C。P。与非C。P。的同志不能发生十分的联系。”

高语罕还表示了对于中央的最近政策的意见：“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在这个严重时期，一些在党内的知识分子，自然发生恐惧，渐渐退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国民党之如是的狞恶翻动，也是由于客观方面，农工群众革命的（潮）流所鼓**，所影响，于以见阶级斗争之烈，而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亦完全暴露于民众之前，未始非促进我们的历史使命之一道也。”

高语罕还谈了个人的希望：“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以前的中央一切决议案及印刷品我都没有机会看到，现在才找到几本，并阅。”

11月1日

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向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三民主义。

11月9日至10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总策略。会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杨匏安被取消了中央监委的资格，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则因涉及与邓演达等组织第三党的问题，被开除了党籍。

11月15日

杨匏安作《十一月既望治舟星架坡港》诗：“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余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江南有梦迷蛮瘴，海外何人辨雅音？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

12月初

汪精卫派陈璧君赴广东，向张发奎等人传达关于解散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指示。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主张大开杀戒，肃清共党。黄琪翔、叶剑英反对。

12月上旬

张太雷夫人王一知带着孩子到达香港。

△在王一知家里碰见上海大学和上海成都南路女子工人学校的许多学生。有一位学生知道高语罕同史叔隐很好，建议他给现任广州市卫生局长的史叔隐写信要钱。史叔隐不敢和高语罕通信，不久便被第十一军军长兼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枪毙了。

△闲逛作诗一首：“香港虽然是南国的风味，却已是深秋的时候了！天气也渐渐地凉上来了！早晚已觉得枕边席上不够温暖了！我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孤零之人了！在这茫茫的人海里：谁知我的心情而加以体贴呢？谁能给我以安慰呢？我的老母亲在大淮之滨，我的丽立也远在黄埔滩头，看海鸥冲烟破浪飞来飞去多自由，念人生：何事劳劳，海波万里使人愁。”

△在书店买了一部曾国藩的案牍带回去读。这部书高语罕在前清末年读过了的，再读时更觉有趣。

△碰见杨匏安的弟弟。向军委申请一百元川资，托军委的“交通”帮助购置了毛毯、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坐船到了澳门杨匏安家。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成立了广州公社。

12月12日

张太雷牺牲，年29岁。广州起义失败。

12月14日

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张发奎、陈公博，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公安局长朱晖日，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后朱晖日仍任公安局长，黄琪翔流亡德国，张发奎离粤赴日。

12月中旬

写两封信给上海：一封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请他寄几个钱过来，并把德文书中小部头的寄几本来读；一封信给王丽立，告诉她自己还在人间。

12月

在澳门潜心读书。

△高语罕谈《红楼梦》，对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司棋，鸳鸯，紫鹃，探春，平儿都佩服。“尤其是林黛玉的文学见解，高山流水的琴音，她的一丝不苟的态度。我爱平儿，是爱她那极有热情、有才干、有担当、有毅力、不作威作福，而可以临危托孤的人格和忍让的德行。”“老实说，湘云我觉得她除了做几句诗外，没有什么特别使我发生爱情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她未能免俗。至于袭人、宝钗，乃是大观园的天地中十足的乡愿代表。宝钗比袭人读书读得多，因此，她的乡愿之毒，也就特别深。”“你看她那老谋深算的神情，深情厚貌与世无迕的态度，遂博得贾母王夫人及大观园上上下下的欢心，为争取贾宝玉的婚姻的地步，而拉拢袭人，利用她，便知道，这种人的内心中并非真性罢，即对于宝玉亦无例外。”“譬如，当宝玉被贾政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宝黛两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便可看出她俩是怎样不同啊！好冷酷的宝钗啊！好忍心的宝钗啊！”“然而在当时要在这两人之中推举一个人进孔庙，一般道学先生一定要首举宝钗而非黛！呜呼！此宝钗所以为十足的乡愿——伪君子，所谓某某某某之流也。至于袭人所表现的乡愿形态尤其充足，因为她究竟无学知识，一切皆不免浅薄，而易于为我辈所发觉。”“我干脆看不起袭人，看不起袭人这种类型的人物，因为乡愿眼中心中只认得现实的权力，但同时当某一种势力已抬头，她又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张。其实乡愿十九都是浅薄庸俗，不学无术之辈。左边胜了，他可以左走一步；右边胜了，也可以右走一步。天下古今的乡愿都是一个娘养的东西！他们应当以袭人为夏娃。”

△高语罕谈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从黑格尔学得了辩证法，从费尔巴哈承袭了唯物论的遗产而加以奥伏赫变，加以变革，而形成自己的辩证法。就是说，把黑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啊扭转头来，变成唯物论的辩证法；把费尔巴哈的机械的唯物论发展而为历史的唯物论。”“恩格斯极佩服黑格尔，他说，世人所了解的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它的外围和框架；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宝藏就是他的辩证法，这是他的革命的方面，至于他的哲学体系便不能不受当时德国政治的影响。”“最后只得以‘上帝’为他的避难所。恩格斯还特别提起黑格尔在《法律哲学》一书中的下述两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也都是合理的。’这两句名言，差不多笼罩了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意思深远，耐人寻味。大革命失败后的人，回过头来，伏案读书。读一句是一句，自觉比从前有味多了。”

蒋光慈等租下坐落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家倒闭了的西点铺，用一块白布写上美术字的店名，用图画钉按在门内玻璃窗外，春野书店就算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