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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与童心论辨析（第3页）

首先，批判者把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在刘少奇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清算”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绝无超阶级的个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是纯文化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伯吹当然也不会是单纯的文化人，他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早在1930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陈伯吹就已经堕落为跟在帝国主义后面摇尾乞怜的走狗。他跟着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狂吠：“中国的敌人只是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时候，陈伯吹利用所主编的《小朋友》，呕心沥血地帮独夫民贼蒋介石脸上贴金，麻痹人民，鼓吹什么“抗战胜利，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五权的好主义”，妄图实现蒋介石的反动宪政。他还在国民党反动的文化特务机构中任要职，专门从事扼杀进步书刊的万恶勾当。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他家里抄出了各种反动罪证和变天账。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陈伯吹摇身一变，披上了“进步文化人”的外衣，戴上了“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面具，窃取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市作协书记等职务，利用“合法地位”，变本加厉地贩卖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肆吹捧外国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反对儿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陈伯吹之流所一再鼓吹的“为儿童服务论”、“童心论”之类，实质上就是他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破烂武器。

刘少奇及其一伙，他们的魔爪就直接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拼死拼活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在“为儿童服务”的幌子下，刘少奇要人们继承《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的传统；陆定一提倡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胡乔木则主张出版“各种寓言，小说笔记上的各种故事，孙行者、包公、济公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又是什么“《三个火枪手》是世界名著，都可以编写出版”。周扬更大力鼓吹“要表现童心”、“母**是客观事实”、“要有专门适合儿童、表现他们的文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封、资、修黑货大量出笼，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陈伯吹凭着他的反革命敏感，紧紧地跟在他新主子刘少奇的脚后，亦步亦趋。

接着，批判者为陈伯吹开列了“三大罪状”：

（一）以“为儿童服务”来反对“为政治服务”，“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使之（儿童文学——引者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抛出“童心论”（又叫“儿童本位论”）对抗“阶级论”，“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甚至还一厢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

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的惶惑：

在那“一浪高一浪”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的，是“人性论”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的表现。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那么，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唯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三　关于“童心论”的大讨论

20世纪60年代关于“童心论”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再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见开了“文革”后重新评价所谓“童心论”的风气之先河。3个月后（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就专门开会讨论“童心论”，对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评价，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当时任大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儿童文学特点要大谈特谈》，表达了儿童文学界对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的渴望。任大霖说：

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统治中国文艺界的时候，人们一听到有什么“问题讨论”，便不免心惊肉跳。因为这些所谓“讨论”，开场时往往倒也相当文雅，用些“商榷”呵“争鸣”呵之类的词儿，还“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真像有点儿“学术空气”的样子；但接下去，“学术空气”便渐渐被“政治空气”所代替，纲越上越高，“讨论”变成了“批判”，“商榷”变成了“斗争”，而且总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严重斗争”，接着，还往往演变成为一场“运动”，于是，帽子乱飞，棍棒交加，然后自然是“揪”出了“代表性人物”，整出了“代表性论点”，把他“深入批透”，最后便是“得胜回朝”……至于当初提出来“讨论”的那个“问题”呢，却就此搁在一边，谁也不敢多想多说，鸦雀无声，天下太平……

林彪、“四人帮”对“童心论”的“讨论”“批判”，也就是这样一场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搞的政治迫害。……所以我觉得作协儿童文学组今天发起对“童心论”的讨论，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我认为这次讨论，首先应当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拨乱反正，把那些无限上纲的、诬陷不实的、断章取义的、颠倒黑白的……种种帽子、棍子、辫子，来个彻底的清除，把有关“童心论”的各种论点，实事求是地整理出来，还它一个真面目，为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澄清事实，解除顾虑，消除余悸，然后才能真正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

（一）“童心论”批判在政治上应推倒，但在理论上，“童心”的说法却很不科学。持此意见的有贺宜、鲁兵、刘守华等。贺宜认为：“伯吹同志的这个见解，仅仅从儿童角度来谈如何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照实说，我认为确实是不妥当的。因为，对待任何文艺作品的估价，如果离开作品的思想而只着眼于艺术性，那就有陷入‘艺术至上论’的危险。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只谈‘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情趣’、‘童心’等等，而不把作品的思想性、教育意义作为估价具体作品的前提，也有陷入‘艺术至上论’或‘儿童本位论’泥坑的危险。至少，这样来谈儿童文学作品的好坏问题，是片面的。”“如果现在有的同志当真认为‘童心’对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如此重要，以至没有‘童心’就写不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就编不出孩子们感兴趣的作品来，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童心’一词，本是古人所创造，词义玄妙一点，倒也不足为怪。现在我们要为现代儿童文学做一些理论探讨，或阐明儿童文学的科学定义，或总结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或解释一个原理，或指出几条原则，或阐述编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某种经验，如是等等，我认为总是用比较准确和比较科学的语言为宜。你说得明明白白，别人当然也只能循着你的文意作符合你原意的理解，这就不至于引起无谓的争论或误解了，那岂不好吗？把‘童心’当作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进行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的必备条件，我看，这就有点强人所难。因为，这根本办不到。而且，这样的提法看来也是很不科学的。”

鲁兵认为：“一个人既已成长，还像孩子那样来认识世界，思索问题，头脑充满有趣的然而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这大概是很难的。不知哪位儿童文学作者有过这种实践经验，达到过这种非凡的精神境界。”“孩子在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起来，儿童文学作者，怎么倒是返老还童呢？”

刘守华认为：“儿童文学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家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前，先要观察、体验、分析、研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许多生动的生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儿童的心灵’怎能担当这个任务呢？这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作家的头脑才能做到。至于要作家‘化身为孩子’，更是做不到的事。在有关文章里，‘化身为孩子’云云，显然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夸张的说法，不应该咬文嚼字去理解它的意思，但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我们应该要求把主张表述得更严密一些，把既适合儿童心理，又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辩证统一关系讲清楚，把适合儿童心理的问题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避免绝对性、片面性。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这是常有的事。”这种意见多多少少都有些为批判“童心论”辩护的意思，因为依他们的观点，陈伯吹所说的“童心”，提法很不科学，给人以误解与误导，所以才会招致批评，于是说来，陈伯吹自己也应对其所受的批评负有一定责任，这是不合事实与情理的。关键是陈伯吹提出“童心”时，只是说他的创作与编辑体会，并没有要“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而且确实说得“明明白白”，也没有要求作家、编辑都“化身为孩子”，从生理、心理都“返老还童”。总之，这种意见仍是对陈伯吹“童心”说的一种误解。

（三）“童心论”是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儿童文艺理论，其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要分析对待。持这类意见的有茅盾、蒋风、陈子君等。茅盾认为：“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应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蒋风认为，陈伯吹所说的“童心”与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儿童本位论’者从迎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出发，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陈伯吹所说的‘童心’，虽用了某些相似的语言，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出发点还是为了掌握儿童心理，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事业中的战斗作用，与‘儿童本位论’有本质的区别”。陈子君认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要害，主要是在于它否认‘童心’的阶级性，否认一定的阶级对于儿童的有意识的教育作用；而其主张了解儿童、熟悉儿童心理特点的思想，则是这种理论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对其谬误的部分，必须坚决抛弃，而对其合理部分，则必须当作一种历史遗产而加以继承和发展。”

（四）所谓“童心”问题，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特点问题。持这种意见的有任大霖、魏同贤等。任大霖认为：“在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的大前提之下，儿童文学作家是否需要一颗‘童心’？是否要用儿童的思想感情去感受？儿童文学要不要提倡‘儿童情趣’？……这一些都是创作思想，或者创作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总的是一个‘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魏同贤认为：“对于这些论述，如果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第一，他所讲的‘童心’，仅仅是基于儿童的年龄特征所表现的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第二，这种特点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就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第三，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是否认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而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作为教育者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编辑），不要忽视这种特点，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地熟悉、了解乃至揣摩这种特点，这就是为了更好地塑造文学形象，进行创作，也是为了使作品更适应接受者的阅读要求。”

关于“童心论”的大讨论，前后大约经历了两年时间，除《儿童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外，在一些报刊、儿童文学理论专著或其他学术论文中，也有人对此发表意见。而这次大讨论与“大批判”的另一最大不同，除了严格在学术范围内讨论外，就是过去被批判的对象——陈伯吹有了发言权，他可以和大家一起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了。这一时期，陈伯吹写下了《“童心”与“童心论”》这一重要的长篇论文，发表在1980年3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3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回顾自1960年开始的对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陈伯吹指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其为批评也好，批判也好）”的关键在于：论争中是否发扬了民主，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艺术民主是否得到了保障？论争中是否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论争是否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混为一谈，不乱扣帽子，不乱打棍子？对所谓“童心论”的批评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做好，所以，“这场思想学术性的文艺批评，竟变质成为一场政治性的整风运动”。

（二）回顾自己提出在创作和编辑中要“怀有一颗童心”的背景、原因。陈伯吹指出：“其前提无非是重视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要求编辑同志心中有儿童，尽量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身体成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从而有可能也有保证在大量的稿件中，选用真正为儿童喜见乐闻的作品。但绝没有要求编辑同志在任何时间里，任何工作上，都以‘童心’为主，一以贯之地以此去思考问题，处理业务，甚至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听凭‘童心’主宰一切。看得出来，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图。简单地说，我主观上只是认为作为担负起儿童文学这一特定工作的编辑同志，能以具有儿童思想感情的‘童心’，作用于编辑工作上，才有可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正确地选择，为广大的小读者们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这些话中的‘童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不属于原则论的领域，不能把方法当作原理原则来批。”同时，陈伯吹还指出：“‘童心’与‘童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间是画不上等号的，这好比有人谈论自由，就给他插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可以吗？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的是‘童心’，不要‘童心论’；实实在在说，要的是‘儿童特点’。”

（四）“童心”是儿童思想与感情的集中表现。陈伯吹通过大量摘引“中外古今文学大师们妙语如珠的口头上，或者他们生花彩笔的笔尖下”出现的关于“童心”的语录，阐述了自己对“童心”的理解：“‘童心’，从字面上理解，简单说，是儿童的心。儿童的心是怎么样的？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是儿童的心脏，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但是从文艺方面说，却是个丰富的多义词，正如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东望于邑，裁书叙心。’这心，指的是心思、心情、心意，所以童心也就是儿童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晶体。”

（五）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有一颗“童心”。陈伯吹以安徒生、都德、金斯莱、马克·吐温、巴利、高尔基、盖达尔、鲁迅等大作家的言论及作品为例，驳斥了一些人这样的说法：“作家是不会关注到童心不童心的，特别是那些写出世界名著的杰出的大作家”。并指出，这些作家的“作品所以不仅受到儿童的欢迎，并且也被成人喜爱阅读，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具有好奇心、模仿心、冒险心理、勇敢行为，并且性格坚强、聪明机智、动作活泼的孩子们——真正的孩子们的缘故。而这个，正是作家要有一颗童心，才能游刃有余地描画孩子们的心”。

（六）强调“童心”有益无害。陈伯吹在上述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后，对全文作了小结，指出：“作家在进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时，为了写好儿童的艺术形象，怀着一颗童心，善于以儿童的眼睛去看，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充分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童心”与“童心论”》一文，较为系统地阐明了陈伯吹对“童心”的理解，总结了对所谓“童心论”批判的历史教训，是陈伯吹“文革”后一篇最为重要的论文。此外，陈伯吹在同期为《我和儿童文学》一书所写的自传性文字《蹩脚的“自画像”》中，也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作了反思，其中有两段文字很能说明陈伯吹当时的心情与态度，值得人们思考：

我认为文化是积累、继承、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然后形成新的文化。所以，不论什么思想、主义，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全新的。有人批评我所说的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新货色，都是有所胚胎，只要在不断的变革中利用其固有的旧的然而是有用的合理的部分，结合着新的，就能是创造性的发展，被认为是新的了。如果在微观世界中作定性分析，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就是这样不断运动发展着的。难道儿童文学理论就不如此吗？“金无足赤”，何必求全责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