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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世界走进更深广的时代生活代序（第2页）

在董晚秋的自杀案中，梅祯和另一位“名律师”何钮的境界分野，在于对董晚秋与其夫吴恒之间毫无爱情基础，名存实亡的“婚姻”判断上。何任的出发点是如何塑造自己所谓“愿跑断双腿，磨烂自己的嘴唇”，“促使即将离异的夫妻破镜重圆”的动人形象，而干方百计说服当事人把婚姻维持下去，终于酿成了董晚秋自杀的惨剧。梅祯却是立足于现实，清醒地看到董晚秋一生最大的愿望只是给住吴恒的心，她只为这种盲目的爱情活着，“爱”成了她的惟一精神支柱。这正是前面已述及的许多中国女性的重大弱点。梅祯痛感当人们为着董晚秋不失去那无望的“爱”而四处努力时，却没有人能把她从这种狭隘的“爱”的囚笼里拉出来，增强其自尊，以避免上述惨剧的发生。正因为梅祯不带任何虚伪的功利动机，她才能从这个清醒的认识出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大胆推翻吴恒谋杀董晚秋的“铁案”，认定董晚秋是自杀。这不仅是她与何任之间境界的分野，也是她的力量所在。

其他人物的表现也颇为细致。在描写律师方泊定的才干抱负时，不忽略他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也有拘私枉法的一面，在批评他承办“女流氓杀人案”玩弄小聪明时，又不否定他想伸张正义的初衷。1957年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的磨难并未消磨他的雄心，他懂得在一个未曾有过法制的国家要建立法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很想为此建功立业，他也确有成为大律师的风度才干。但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他却抹不开范家借房子给他办律师事务所的面子和上面“打招呼”施加的压力；帮着范家硬是否定了沈惠婷是遗产法定继承人这明明白白的事实。为着事业，他在“女流氓杀人案”中不惜冒险到北京去“走后门”，面对儿子小天的经济案却坚决不肯插手。在同何任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陷入两难之中：他爱的是梅祯，后者的丈夫庄世同临终前又曾把妻子托付给他，他理应拒绝何任的复婚要求，而同梅祯结婚；但他知道若不同何任复婚，他就保不住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职务，失去做事业必需的权力。于是，还是为着雄心和事业，他不得不跳进感情上的痛苦深渊：同何饪复婚。这个人物的悲剧并不完全是性格悲剧，还有着许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因素，这是一个颇有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庄世同、何任等也都各有个性特色和心理内容。庄世同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到来之前，屈服于巨大的压力，不得已违心地劝说梅大律师放弃那桩冤案的正确辩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内心承受的犯罪感是不难想见的，所以他几十年一直隐姓埋名，不再出庭；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和支持妻子在法庭上伸张正义，又表现出这个善良的司法工作者胸中跳动着的始终是一颗正直的心。这个人物形象寄寓着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何饪则属于多年来一帆风顺的一类。她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城府很深，方泊定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同方离了婚，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眼看着方泊定风采不减，前程远大，就一方面向上告密陷方于挨整的地位，另一方面乘机利用方不能舍弃事业的心理与之做交易，终于达到了复婚的目的。这些地方都表明何任作为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云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向历史汲取到可宝贵的人生启示，仍然一切都以个人的功利为出发点，这是相当危险的。司法工作者要在建立和健全法制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同时正视和涤净自身心灵上的霉斑，这是一个虽然痛苦却不能回避的过程。

作为王小鹰的第一部长篇，《你为谁辩护》头绪较为冗杂，结构未免松散，有些情节（如董晚秋和唐淑女的婚姻悲剧）的叙述失之过细；而梅祯似乎对作为老同学老同事的何钮、方泊定与自己在人生观念方面的深刻分歧毫无觉察，从而影响了思想冲突的展开。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个人物太不敏感，倒不如说是由于作者担心自己心爱的人物形象会由于这种感觉引起内心矛盾和外在冲突而遭到损害吧。

王小鹰在1986年访美以后发表的《天涯客》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等作品表明，即使表现域外生活，她的视点依旧集中在中华女性身上，这可真是一种心灵的探险，因为很难说作者对于笔下人物能有多大程度上的熟悉。但由于她与这些人物在女性的自重自强这一点上感情相通，故而能在实地审察的基础上驰骋艺术的想象，笔法娴熟地勾勒出其灵魂中可宝贵的亮点。与有些域外生活题材的作品的不同之处，是她并不热心反映域外华人如何为那个金钱决定一切的社会所熏染和奋斗发财，她所关注的是在那极其艰难的生存角逐中，中华女性如何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格自重，高扬其奋进的雄心，在事业上艰苦卓绝地攀登。那被暴风雪埋在了树林里的女研究生小叶（《天涯客一片冰心在玉壶》）、那品尝了屈辱和卑下，然而也学会了“奋斗和自立”的伊蔓（《天涯客·少年不识愁滋味》）、那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在联合国为人类的进步而工作的文琪（《天涯客·天下何人不识君》）……她们无愧于炎黄子孙的奋争使人掩卷难忘，内心涌起由衷的感佩。作者表现的是她们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人生。我们不难体察到王小鹰对异域姐妹们的期待。

三

从1986年开始，历经三年、三易其稿的长篇《忤女逆子》表现的是作者面对新的时代生活所产生的困惑和求索。由于这部作品以年轻的叙述者（二十五岁的女编辑周华）第一人称的活泼语气来展开，又以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家庭生活作为背景，其中不少是家宴、吃饭闹哄哄的场面，容易使人觉得只是讲了一个多子女大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忽略其内涵及作者所提问题的价值，所以出版以后，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通过一户周姓老干部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各子女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和为人准则的碰撞，作者既否定长期以来左右人们思想行为的那种教条主义、明哲保身，在“革命”名词掩饰下的利己主义，也否定新时期一些年轻人所奉行的“天下大事不管，只晓得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和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伪君子。周家的爸爸、妈妈这样的离休老干部，曾经为革命浴血沙场、出生入死。可是建国以后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变得教条、僵化、自私、庸俗。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墨守陈规，把年轻一代对道路的探求看做狂妄浮躁，甚至把引进国外先进的东西也称为是“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爸爸平日满口革命词句，但在为一位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革命王伯伯澄清事实的紧要关头却明哲保身，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忘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良知，致使王伯伯最后含冤而死。大儿子周昊真诚信仰共产主义，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不是死搬教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勤于思索，坚持真理，不倦地探索追求，在他平时对现实问题的言谈评论中，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他富于创造性，在学校讲中国革命史课程时，对学生循循诱导启示，在生动的对话中，阐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学生的欢迎。针对父亲对王伯伯冤案采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的自私心理，他理直气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在他看来，许多冤假错案与一些党员的素质问题有关，不能都往“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正由于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的都有”，做这样的党员，“我宁可不入党的”！他为王伯伯的事到处奔走，表现出可贵的良知和责任感。可就是因为做人做事“太认真了”，以致写过八次入党申请书的他却迟迟不能入党。小女儿周华不很成熟，但富于朝气、正义感和自我反思精神，曾被内定为编辑部主任。也是因为处世不圆滑，鄙视庸俗，在爱情问题上又不苟且，结果主任的职位竟被一个无耻小人夺走了。作者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周昊、周华值得赞许的那种认真生活、独立思考、富于锐气、格守社会良知等正面素质，在现实环境中却四处碰壁？为了实现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精神建构？

由于在构思写作《忤女逆子》的同时，作者正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五十多万字的长篇《你为谁辩护》，一时还不可能真正投入她所缺少的女性世界以外的社会生活，所以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生活还是较为狭窄的，内涵也还不够丰厚。

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倾注着王小鹰对改革时代的关注，并且显示着她是上海惟一在改革文学领域取得成绩的女作家。

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改革的艰难。决心励精图治、推进改革的明达厂新厂长朱墨面对的不仅仅是前任副厂长徐大宝之流的阴暗心理和小动作，更使他不解的是大家共同制定的新规章执行起来竟然如此困难。按照新的章程，对因技术通不过考核而下岗，却又违反厂规擅自与人“掉包”上班，结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唆使家属前来闹事、打伤干部的女工戴巧玲的辞退处理，竟招致了几乎全厂工人的反对，一顶顶大帽子横空飞来：“简单、粗暴”，“冷酷、狂妄、自私”，“你只盯着你厂长的威信，你的业绩，你的功勋，你心中还有我们工人的地位吗”？而且一会儿总工会派人来了解情况，一会儿妇联又下来召开座谈会，市里的企业纠纷仲裁委员会甚至否决了厂里的处理，一时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朱墨只得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手段来坚持不能后退的原则。他不能不看到人们习惯了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评判是非，习惯了在固有的框架里面活动，倘若你向框架外跨出一小步，便会引起天塌下来一般的惊呼，你简直就是耶稣的叛徒一般，“破旧比立新更难啊”！而当他带领着全厂职工顶住压力，冲破障碍，扭转了局面，闯出了路子，成败就在此一举的节骨眼儿上，上级却又以“关心”为名，硬把他调离了岗位！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之前，作品描绘的情景，在当时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曾经相爱》在展现明达厂改革艰难过程的同时，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改革时代人的发展和时代新人精神建构问题的探求上，深切地展示改革家朱墨及其亲人的人生和彼此的储感纠葛，评价其不同的价值观的人生追求。在王小鹰笔下，改革决不单纯是管理体制的变革，它之所以艰难，不但由于存在着许多作品都揭示过的由于不同人的利益而形成的阻碍改革的消极力量和阴暗心理，而且由于改革牢牢地联系着当事人的人生，因而也是时代生活和人的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改革的意义不但在于发展生产和经济，也在于围绕着改革所引发的观念冲突，从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这一视角启迪人们反思历史，思索人生道路的价值观，从而选择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作者把求索的笔触上升到人们在推行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常常会忽视的人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的层面上，这就超出了以往写改革纯粹从促进生产和围绕着体制改革而发生人的利益观念以及性格品质的冲突着眼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朱墨把改革以前死水一潭的生活看成是对人的摧残，并不是耸人听闻，这种对人性的压抑，他在“孵办公室”的几个年头里感触最深。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除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基本需要以外，还有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本质特征是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在那种官僚主义的机关，每天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看完报纸看文件、听传达、写总结，代头头去参加那些不十分重要的会议，同事之间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算计别人，传播小道……这样的生活“像一锅迷魂汤，让人沉溺让人麻木，庸俗吞噬着崇高，舒适窒息了**”，难怪他望着微微凸起的肚子和苍白浮肿的面孔惊恐地想：“这样的生活等于自杀！”为此，他上书局领导，对局机关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意见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他到明达厂去投入改革，固然是由于提了尖锐意见而受到的报复（他原来内定提拔为副局长），但从他个人来说未尝不是发挥自己潜力、创造性和施展抱负的一个选择。当他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克服重重障碍，采用科学理论和方法把明达厂的改革推向前进时，除了产品创新获奖和经济效益以外，难道不就是人尽其才，工人和技术管理骨干得到了公平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性么？这正是生产力得到解放的重要表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的幸福莫过于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满足。因此，改革的成败是同大多数人能否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女工刘定金在市里举办的企改研讨会上代表工人们发言说：“是的，改革给我带来了好处，我的收入比以前高了，我获得了荣誉和奖金，但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得到它们问心无愧。”这发自肺腑的话语里充满着一种自我实现的自豪感。这也可说是朱墨在明达厂改革的最大成效之一。

在反对平庸，实现自我这一点上，朱墨与其妻子范舞月之间存在着人格境界高低的分野。朱墨拒绝老同学郑仲平让他去外资新大陆公司任职的聘请，而决意去那个年亏损一百多万，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明达厂当厂长，固然或许也包含一点对郑的妒忌，但主要的还是看到明达厂和那里的上干工人确实更迫切需要他，在那里大有可为，这种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思路，体现出一种崇高性和使命感。他在明达厂的改革能够那样的执著忘我，不怕暂时的孤立，就连妻子抛弃他，家庭破裂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方向。他的妻子范舞月虽也不甘麻木平庸，但除了“傲视凡俗”、“受人尊重的地位”这些抽象价值以外，对于怎么实现自我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深入的思索，着眼的只是朱墨所鄙视的虚名荣华。她无法理解丈夫放着“锦团花簇”的阳关道不走，偏偏要走那“风急浪险”的独木桥，认为丈夫的理想和事业不过是“过了时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乌托邦”，故而千方百计动员丈夫到外资公司任职，死死地反对他到明达厂去。向来自尊的她后来居然会被那个她所鄙视甚至很讨厌的“有点俗气和委琐的”郑仲平“总经理的头衔”、“从上到下的名牌服装”，以及那“颐指气使、一掷千金的派头”迷住，抛弃了自己刻骨铭心爱着的丈夫，而委身于郑了。朱墨夫妇之间的决裂是那样的撕心裂肺，又是那样无可奈何！这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是能否把实现自我融合在高一层的境界之中的原则分野。缺了这高一层的境界作为支柱，人是很可能在“实现自我”的心态下迷失乃至淹没在当下的物欲横流的潮水中的。范舞月被郑仲平玩弄、欺骗，最后又被抛弃的根源就在这里。

同样是奉献，在朱墨是一种张扬主体价值的理性选择，在范舞月的姐姐书月却是一种压抑自我，为着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角色”和“形象”来“演戏”，两者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范书月作为优秀的小学教师，呕心沥血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孩子们，从而赢得了荣誉和学生们的爱戴。不料，这种荣誉和自己的形象却异化成了压抑其人性和生命的锁镣，把人生变成了“戴着镣铐跳舞”。为了在别人眼里保持“形象”，她放弃了人生所有的权利，连一件好一点的衣服都不敢穿。而周围的人，包括学校领导却都认为理所当然，连上级专门拨给书月的一个高级职称都不给她，要她“自愿”地让给了别人。她明明极其看重这个职称的，“自愿”让掉了以后，“心痛得要命”，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她的丈夫早已同她分居，在外拈花惹草，可为了保持“模范家庭”的形象，在外人面前她还不得不与丈夫装得“恩爱无比”。只有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才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她其实是因为丧失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信念极度失望而死的，是这种人性的压抑和残害夺去了她的生命！范书月的一生和悲剧是逝去了的时代曾经有过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生命模式，同样是我们时代的新人所不可取的。可惜的是范书月这个人物与小说的情节主线缺少内在的关联，其活动又多半是别人带着情绪的叙述，缺少必要的心理揭示，因此立体感不强。

总之，当王小鹰走出女性世界，把审美触角伸向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时，她迅速找到了探索时代新人精神建构这个很有价值的审美取向。这种精神建构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时代生活里感受和提炼的。朱墨当然不是“高、大、全”，他也有软弱的一面。出于交情和“良心”，在处理他的“铁哥们”小傅的经济问题时，他有过动摇（因为小傅为工厂立过大功）。他不讲究工作的技巧，不善于团结人。但正因为他能为国分忧，并且在实践中探索和锤炼，他的品格和生命体验也是可贵的。他称得上是时代新人的一个艺术典型。

四

王小鹰说：“热爱生活并不等于掩饰生活中的丑和恶，生活之所以值得爱，就在于它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而激发出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对假丑恶的憎恨，这便是创作了”。假如说刘心武在数年前发表的长篇《风过耳》所描写的，是一些知识分子膨胀的物欲如何贪婪地吞噬了自己的为人的本性和灵魂的话，那一么王小鹰19%年发表的新作《丹青引》所揭露的，则是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如何在恶的名欲驱使下泯灭良知，欺世盗名，而又处心积虑地压制和摧残他人发展的丑恶现象。和物欲一样，名欲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求。本来，通过社会实践作出不凡的成绩和贡献，让人和社会记住自己的名字，这种名欲是无可指摘的，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不切实际的虚名，为此甚至不惜毁损和摧残他人，就是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了。《丹青引》正是艺术地展现后者的这样一幅“群丑图”。

王小鹰在80年代就曾经通过创作揭露过为着自身利益而压制后进的行为，这就是前面曾经提及的长篇小说《一路风尘》。但当时作者还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尚未把这种现象进一步提炼深化，而创作《丹青引》则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开掘。围绕着某省美协换届和两个重要画展所展开的争夺，作者直面丑恶，把笔触深入人物内心的深层，以色彩斑斓的文字和扣人心弦的情节，冷峻地刻画和鞭答其损人利己、欺世盗名的反道德的丑恶灵魂。作者显然在如何把现实中的丑化为艺术的美上很下过一番功夫。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者的直面丑恶，这是创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所谓直面丑恶，是指承认现实中存在压制摧残后进、残害人性的现象存在，不回避，不熟视无睹，更不为其遮掩辩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把握和申斥其丑恶的本质，使其昭然若揭，无从逃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挣脱了精神上的枷锁，张扬个性，发展自己，实现人生价值，这本来是合乎历史需求的时代潮流。小说中老画家陈亭北壮年时曾创陈氏“鹤行笔”、“卷云墨”，风靡一时，执画坛水墨画牛耳，但在平步青云之际，忽遭低毁贬滴，而被打入尘埃数十年。他在新时期有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时跃跃欲试，是无可非议的；省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所所长安子粪、辛小苦夫妇，以及省美协艺术办公室主任马青城等人渴望辉煌，企求在艺术上出人头地，这也不失为人生追求的题内之义。间题在于他们为了沽名钓誉丧失了良知和道德，不惜弄虚作假，对弱者巧取豪夺，暗算和摧残画苑的真正英才，这就是应该唾弃的恶的名欲了。《丹青引》所展示的，正是这些人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联手压制中年画家韩此君的勾当。这种“既要做裱子，又想立牌坊”的伪善者比明火执仗干坏事的人更为可憎，因为他们更加隐蔽和狡猾。他们一方面干了损人利己的勾当，另一方面又用假面欺骗人们，而被当作典范和英杰来颂扬，所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更为严重。这是一种可怕的负面文化。“在任何一种已经耸立的正面文化大厦的台基下，负面文化同时就在为大厦拆台”。假如在文化大厦的建设中，只顾添砖加瓦，不顾补直跨漏，必定会屈杀真才，破坏工程，造成大厦的倾覆。直面丑恶，是为了追求光明。在创作中表现现实中的丑，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艺术中的美，以便帮助人们在艺术鉴赏之时了解丑之为丑。如前所述，恶的名欲一般不会明火执仗地显露出来，常常在各种“善”的外衣遮掩下，显得隐晦朦胧。艺术家应该通过艺术形象把这种隐晦朦胧的丑集中起来，并进而揭示其损人利己的本质和根源，而变得清晰昭著，让读者感受到丑恶之所以为恶，从而彻底否定和超越它。《丹青引》把恶的名欲这种负面文化作为表现内容，并且通过不同人物的个性加以深切的揭示，这一方面体现着作者对文化大厦建设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对现实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的目的和规律有独到的把握。

韩此君虽“要名要利”，却不想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他要“凭他的画艺扬名于世”，这本是光明正大的抱负，所以他一再拒绝港商要他假冒“古人”作画发财的利诱，他企求平等竞争的呼声也是合理的。但他对客观情势缺少足够的估计，更为严重的是他缺少对失败的负面价值辩证的认识，自我调控能力太差。所以他不能科学地化解眼前的失败。当他的作品在两个重要画展上被抽掉，他的“无极画派”真正传人的身份被抹煞，他在报复艰难的境况中终于下决心自己办个人的画展，这本来也不失为一着好棋。但他把自我实现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件事上，却依旧是不够明智的。所以当画展遭到挫折，甚至连全力支持他的师姐陈良诸也因故未前来参加开幕式时，他就再也承受不了这失败的磨炼，以致把自己和那些呕心沥血换来的作品付之一炬了！韩此君在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不倦努力，以及陈良诸为了助他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费尽心机，都是动人的美质。但墙倒众人推，在针对韩此君的“神圣同盟”面前，他们毕竟显得势孤力单。美的毁灭使我们感受到作者的强烈倾向和对恶的名欲的严厉抨击，这其实也是对重铸国民精神的一种呼唤。只有如同鲁迅所说的，在现实尚存在丑恶的时候，造就一代“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路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国家才有振兴发展的希望，这就是《丹青引》给读者的启示。

王小鹰正当创作的盛年。从1980年以来将近二十年中，她已完成了包括5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小说在内的约四百万字的作品。近年来她逐渐停止了中、短篇的创作，而致力于长篇，表现出生活、情感积累丰厚，产量稳定的态势。相信她能在艺术长河中继续跋涉，不断拿出新的力作来。

1999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