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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1页）

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

刘蓉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讨论的，莫过于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1]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始起，70年间，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的焦点。与其他学术研究不同的是，社会史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一个世纪来的重大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社会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界分歧意见最多、争论最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但无论社会史研究的状况多么纷纭复杂，对社会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内容、方法多么不同，研究社会史的学者，都身处20世纪，亲身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濡染着时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都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虽然是发生在北伐战争的革命**之后，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相连，但若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却是肇端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因此，社会史是作为传统旧史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体现着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念。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两种观念在中国的生长，一方面自然与西学东渐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脱不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科学的观念，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的较长时间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民主的观念，则始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曾宣称：“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又批评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认为史书应该“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史学家不应该过分重视少数大人物，要有“民众意识”，等等。

应该说，梁启超在世纪初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抨击并不完全客观，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承认自己的四弊二病说“鲁莽疏阔”，但正是从这些有矫枉过正之嫌的偏激的指责中，我们才能感受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的真实意义，才能看到他所描摹的“新史学”的清晰轮廓。新史学对于“民众意识”的提倡，正是中国人理解的“民主”的开端，这种民主，要求人们从对精英政治的过分关注中走出来，换一种自上而下的眼光审视历史，将民众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以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之提倡，民主，或者说民众意识，便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无处不在的特色之一，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无一不是在实践着各种对于民众意识的理解。

新史学对于传统旧史学——亦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精英政治史——的反叛，使得民众意识大为发扬。但是在“破”的同时，新史学却没有解释，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作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不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那么，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新史学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是由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回答的。唯物史观是由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率先系统译介和论述的。李大钊在阐释唯物史观时，正是立足于新史学。与梁启超一样，李大钊也对传统旧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旧史中“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这里，我们依然可见醒目的民众意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李大钊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经济构造决定精神构造的原理，新史学应该“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这一主张对于后来具体的史学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

新史学与唯物史观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怎么说都不算过分。新史学要求史家将研究视野从精英政治转向社会和普通民众，唯物史观则指引史家从社会经济入手考察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唯物史观，随着中国学者对其理论理解的深入，更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众多的社会史研究者当中，何兹全先生对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坚持就有着极强的代表性。

何兹全先生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潮下出身的。从30年代初考入北大史学系算起，何先生已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躬耕70余年，亲历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以及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而成为世所瞩目的一代大师。考察何先生的社会史观，一定意义上就是在考察一个世纪的社会史研究情况。

在何先生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新史学与唯物史观对于传统精英政治史以及治史方式的反叛，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将辩证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何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有一件事需要大书特书，那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何先生看来，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其前后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影响的一个**。在这一**的冲击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上海出现的许多新书店，都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年轻的何先生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也是辩证唯物史观真诚忠实的信奉者和追随者。

何先生在许多地方、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因此在做学问上，要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先生所持的辩证法，“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时时记住：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只是历史长河和全面社会中的一点，必须从历史长河中和社会全面中去理解它，才能真正认识它的实质”[2]。先生坚持的唯物史观是“物是根；物之外，好多东西，在特定的实际条件下都会对历史起决定的作用”[3]，“唯物史观，完全承认人的思想、心态等对客观、对社会、对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一点也不轻视这种作用。唯物史观只是说归根到底，他的思想、心态都是认识了客观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就像认识了水性、水的运动规律而取得游泳术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一样，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先生对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坚持，是经过学习比较的，他认为“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做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先生还对20世纪80年代后辩证唯物史观这样一种最先进的史学理论却变得“不时兴”的现象进行了思考，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教条主义歪曲了唯物史观，二是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更倾向于去吸收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但无论如何，何先生坚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仍会有前途的”，“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仍然是最先进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辩证唯物史观，又会被人反思，过后，会复兴，为历史学家再接受”。

其二，坚持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体现出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它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形态及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论争；另一方面则“倡导关注民众和社会的变迁”，“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囊括了社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也形成了以后社会史研究中的两种风格、两条道路。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顾颉刚先生。前面提到，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以及随后的唯物史观派，都大力倡导打破传统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对民众的生活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由此带动了一场学者称之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而这一观念的实践者，正可以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通过辨正伪古史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颠覆性批判，从而在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史研究的路子，开启了现代民间文化研究。在这种研究实践中，顾颉刚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亲自到民间去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关注戏剧、地方社会仪式等，从而想要探究“民众的信仰的旨趣”。顾颉刚的这一社会史研究实践，对20世纪的社会史研究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后社会史研究者开始注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真正实现了对于民众的多角度的研究，而且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因为这种关注民众社会而产生的零碎、琐屑的弊端，使得研究者开始由“自上而下”的立场逐步向“自下而上”的立场调整，也即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国家政治、社会体制以及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试图由此深化对问题的看法和对历史的解释。

何先生对于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范围的演变，有简明的概括。先生认为，“大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社会史研究，都走这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新中国成立前走前一条路的，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学派；走后条路的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走前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但教条主义害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4]。尽管这两条道路，即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先生也认为两者应该是合一的，社会史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二者之中，何先生坚持认为应该有一个侧重点。针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大多侧重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趋向，先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做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面，可以广；主，不能丢！”

其三，坚持理论与史料并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