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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第1页）

导　言

这是一本研究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书，回答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怎样形成去产能的动力机制，探讨如何把国企改革、央企重组与清除“僵尸企业”等项任务落到实处。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与对策的书。

供给侧改革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热词，渗透于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外需转内需、投资转消费、制造业转服务业、生产要素调整、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等。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很多政策被一致认为是对的，但却很难得到落实：国企扩大规模迅速，没有等来繁荣兴盛，却留下一堆沉重的包袱；转型升级讲了若干年，嘴皮起茧了，似乎向中高端的路仍然遥远；保增长是整个“十二五”期间排在头一位的主题，然而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1%，成为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打破垄断年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几乎被暂停；股市也是实体经济，没有等来6200点，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被迫回到真正的实体经济上来……确实，打开新局面太难。我们只能用“试点”这个词来回答，意图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重新认识并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可是封闭如铁幕的试点很久了，新东西迟迟难出来。先是“顶层设计依赖症”，后来是“央企试点依赖症”，很多地方似乎借此而按兵不动。

正在国企改革困难重重时，一架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释放重大信号。它超出理论家的探索范畴，显示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从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前后9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2015年末，李克强总理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写题为《中国经济的蓝图》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本届政府之所以没有推行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是因为按现在的经济体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人们关注2015年12月22日政治局两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关于2016年工作也关注两句话：一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前者是主题，后者是要求。这是“重点的重点”。这都是认识判定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与供给侧改革舆论的重要依据。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探索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自2011年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上面说的是前四年的改革渐进过程。我们可以再往高处登一步，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　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　大要素，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笔者从1978年起便投入了经济改革，参加四次经济改革全过程，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其间写过很多内参，而且一直在焦点问题上发言，写的调查也得到高层不少批示。笔者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改革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由于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高成本和低效率的问题，体制外的改革则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厂制”国有企业制度，与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相比，存在很多弊端，这种弊端给现代企业的建立提出很多现实性难题。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　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　亿，2015年是15　万亿，增长了27　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　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了供给侧改革。

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几乎每轮经济体制改革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第一轮是1978　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轮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轮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轮与第四轮经济改革特别像，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拢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槛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轮回又把我们推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已经在路上了。这四轮改革，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只就事论事了。笔者认为，对供给侧改革还得往高处看。

我们放下望远镜，再换上标准镜头对第二轮改革与第四轮改革的第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对供给侧改革有更清晰的理解了。我国国企目前面临的局面与1997年非常相似。财政部2016年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上一轮国企改革过去20多年后，国企俨然又“旧病重犯”。

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积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之前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二是，冗员问题严重，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第三，产能过剩，价格竞争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年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产能过剩带来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持续的价格战压低了产品和相关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最为常见。

二十年后，国企问题“死灰复燃”。国有企业利润分化明显，大面积亏损。投资回报率依然低于非国有企业。许多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国企仍然享受着大量补贴。

为什么20世纪末的已初见成效的国企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里逐渐冷却？为何国有企业这些原有的问题会重新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政企不分”改头换面。第二，中国加入WTO等关键事件客观上削弱了改革的政策影响。这些原因使得当下的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被掩盖了，2012年后失去全球化体制优势后，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2008年，政府决定投入四万亿，86%的资金被用于交通运输、能源设施建设、地震设施建设和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而最终取得投资的也是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回到了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本就产能过剩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更低，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已经不能再回避国企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比一下，我们便明白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什么要把焦点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了，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并作出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是把1997年那场没有完成的改革再搞起来。这样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又连到一起来了，找到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就是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力量，让国企更有活力。最后，还是回到市场体制上来了。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看法，目前还很少有人说。

我们再拿起显微镜看看“供给侧”的内在意蕴。从字面理解，“供给侧”指侧重于“供给”。“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消费侧，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与需求共同发力。显然，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供给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我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从而更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供给侧”不应是一个生涩的热词，而是认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性视角。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搞“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谁？找到最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是什么？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