啵啵小说

第25章（第2页）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意地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比较好玩。”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记，例如，把我的名字嵌入校名。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没有要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但后来几经折腾我已明白，在文化人格上自己与这座城市有很大隔阂。我怎么也成不了那种假兮兮、湿腻腻的所谓“海派文人”。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没有与他进行这次长谈，没有讨论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

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有所领悟，最新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的街道、里弄相关的通讯录。

二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妻子马兰。她是大儿媳妇，却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基本陌生。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痛。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关于该不该来上海的问题太艰深，没有必要在父子间讨论。父子间需要的是另一些谈话，例如，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有关当年隔离室里的事情，这可能会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借条。可惜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对老人。

老人的价值在此刻突然显得万分重要，因为他们直接关系着后代生命的一个个支点。

不知道这些支点也能活着，但知道了这些支点却能自觉地活着，感恩地活着，恭敬地活着。

应该明白，老人有很多话要讲，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他们讲。

可能，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损失之一。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