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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抚(第1页)

爱抚

我踢开门的时候,两种气味扑鼻而来:死亡,还有一种动物的异味。

一个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屋子的男人打匿名电话报警。他看见一扇窗户破了,但一直没有修好,他上去敲过前门,但没人应声。绕到后门的路上,他透过窗帘缝看见厨房的墙上有血迹。

屋里被洗劫一空,底楼只剩下最沉重的家具在地毯上拖拽留下的痕迹。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五十五岁左右,喉咙被割开,死了至少一个星期。

我的头盔在归档音频和视频,但无法记录那股动物异味。标准程序是做个口头评论,但我一言不发。为什么?就当这是对独立人格的残存需求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监控我们的脑电波、心跳和天晓得其他什么能用作呈堂证供的东西了。

“西格尔警探,证据表明,在被告开火的时候,你**了。你觉得这是一种适当的反应吗?”

楼上一片狼藉。卧室里,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书、CD、文件、倒扣的抽屉散落在书房的地面上。医学文献。一个角落里,几摞光盘期刊因为封套的统一性从混乱的场景中脱颖而出,分别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临床生物化学》和《实验室胚胎学》。墙上挂着一个装框的卷轴,证明弗里达·安妮·麦克伦堡于202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桌上有两块地方没有灰尘,形状像是一台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我注意到墙上有个带指示灯的插座,开关是打开的,但灯没亮。房间里的照明灯不亮,其他地方亦然。

回到底层,我在楼梯背后找到一扇门,想必通向地下室。门锁着,我犹豫了。进屋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蛮力破门;然而在室内,我的执法依据就没那么靠得住了。我没有仔细找过钥匙,而且也没有不得已的理由表明我必须赶紧进入地下室。

但是,再弄坏一扇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警察忘了在门垫上擦鞋都会被起诉。要是哪个好公民想整你,哪怕你跪在地上爬进去,手里挥舞着一把令状,把他们全家从折磨和死亡中解救出来,他们也还是能找到理由。

空间太小,没法儿踹门,于是我砸坏了门锁。异味恶心得我想吐,但真正让人不能承受的,是它无处不在的浓烈程度,异味本身并不难闻。我在楼上看到了医学书籍,还以为动物会是豚鼠、老鼠和小白鼠,但这不是笼养的啮齿类动物的臭味。

我打开头盔上的照明灯,快步走下水泥台阶。头顶上是一条四方形的粗大管道。空调通风管?说得通。屋子里平时应该不会弥漫着这样的气味,但如果地下室空调的供电被切断——

光束照亮了一组棚架,上面摆着各种小装饰品和盆栽,还有一台电视机;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水泥地面上有一堆干草,一只强壮的豹子蜷缩在草堆上,看得出正在艰难地呼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光束落在一团乱糟糟的赤褐色毛发上时,我以为它在啃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头。我继续走向它,期待——不,希望——惊扰正在进食的动物会刺激它起来攻击我。我身边的武器能把它打成一团混合肉酱,比起处理这么一个活物所需要的繁文缛节和官僚手续,打死它反而轻松得多。我再次把光束转向它的头部,这才意识到我弄错了。它没在啃任何东西,它的头藏了起来,隐蔽了起来,而那个人头只是——

不,我又错了。是人类的头与豹子的身体连在了一起。人类的颈部长出软毛和斑点,与豹子的肩膀融为一体。

我在它旁边蹲下,心想:要是我一个不留神,它的巨爪会如何撕扯我的身体?这个头部属于一个女人,皱着眉头,似乎在睡觉。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鼻孔底下,感觉到随着豹子强壮胸部的起伏,气流喷在我的手上。这一点比皮肤的平滑过渡更让我觉得两者的结合是真实的。

我查看房间的其他部分。房间一角有个坑,那是个嵌在地板上的蹲厕。我踩了一下旁边的踏板,暗处的水箱随即冲水。有个直立的冰柜,周围是一摊水。我打开冰柜,发现里面的架子上有三十五个塑料小瓶。每个瓶身上都有被抹开的红字,拼出“已污染”这三个字,是用对温度敏感的染色剂写成的。

我回到豹女身旁。她在睡觉?装睡,病了,还是昏迷?我拍拍她的面颊,动作并不轻柔。皮肤似乎在发烫,但我不知道她的正常体温是多高。我摇了摇她的肩膀,这次我放尊重了一些,就好像通过触碰豹子部分的身体来唤醒她也许会更加危险。她毫无反应。

我站起身,按捺住恼怒的叹息(心理学家会揪住你发出的每一个细小声音不放。我曾经因为不明智地欢呼一声而被盘问了几个小时),然后呼叫救护车。

我早该知道不能寄希望于这样就能结束我的麻烦。我不得不用身体堵住楼梯口,阻止急救人员的溃逃。他们中有一个吐了出来。然后他们拒绝把她放上担架,直到我保证我会陪她去医院。不算尾巴,她只有两米长,但体重至少一百五十公斤,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费劲地把她抬上楼梯。

离开屋子前,我们用一块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她,我特地花了点儿心思摆放被单,以免暴露出它底下的形状。一小群人聚集在外面,就是常见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围观者。法医队伍姗姗来迟,不过我已经在无线电里通报了全部情况。

来到圣多明各医院的急救室,医生一个接一个掀开被单往下看,然后一个接一个抱头鼠窜,有几个人嘟囔着半通不通的借口,大多数人甚至懒得撒谎。就在我即将爆发的时候,我堵到的第五个医生(一个年轻女人)尽管面无血色,但总算没有逃跑。穆丽尔·比蒂医生(姓名牌上标着的)这儿戳戳,那儿捏捏,掰开豹女的眼皮,用手电筒照瞳孔,然后宣布“她在昏迷”,紧接着开始向我盘问细节。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提出了我内心的一些疑问。

“这是怎么做到的?基因剪接?移植手术?”

“我猜两者都不是。更有可能的是,她是个奇美拉。”

我皱起眉头。“那是某种神话——”

“对,但也是个生物工程术语。你可以物理混合不同基因的两个早期胚胎的细胞,得到的囊胚会发育成一个单一的生物体。假如两者来自相同的物种,那么成功率就非常高;假如是不同的物种,情况就比较棘手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初步造出了绵羊与山羊的奇美拉,但最近这五到十年内,我没在这方面读到过任何新文章。要我说,现在已经没人在认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她盯着**的患者,表情既不安又着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保头部与身体之间的明确区分的,比起把两团细胞直接搅拌在一起,他们肯定付出了千百倍的努力。我猜可以说这东西介于胎儿移植手术和奇美拉化之间,必定还做了某些基因操控,以消除生物化学上的差异。”她干笑两声,“所以你那两个被我否认的猜测很可能都是部分正确的。啊哈,对啊!”

“怎么了?”

“难怪她在昏迷!你前面说过有个装满了小瓶的冰柜——她很可能需要外部补充至少半打在物种间不够活跃的激素。我能叫个人去那地方检查死者的文件吗?我们需要知道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就算她是用现成材料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必须找到配方才行——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和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签订了合同,定期获取预调好的成品。因此,我们最好能找到带有产品编号的发票,这样你的患者就能最快、最稳妥地得到能帮她维持生命的东西了。”

我同意了,陪同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回到那间屋子,但他在书房和地下室里都没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和穆丽尔·比蒂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然后开始给本地的生物科技公司打电话,用死者的姓名和地址查询。有几个人说他们知道麦克伦堡博士这个名字,但她不是他们的顾客。第五个电话问到了结果,一家名叫“应用兽医研究”的公司曾发运过东西到麦克伦堡的住址,在威逼利诱之下(例如捏造一个供他们在发票上引用的订单号),应用兽医研究终于答应立刻生产一批制剂,并火速送往圣多明各医院。

劫匪有时候会切断供电,希望能让没有备用电池供电的安保设施失效(非常罕见),但这座屋子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窗户的碎玻璃掉在地毯上,从形状来看,没有被碰过,但地毯上有沙发留下的明显印记。那伙白痴在搬走沙发后才想到要打破窗户。有些人会扔掉发票,但麦克伦堡保留了过去五年间的视频电话和水电煤账单。因此,是有人知道这个奇美拉的存在,而且想杀死她,他们一方面不想弄得过于明显,另一方面又不够专业,事情做得不够微妙和自信。

我安排人来保护奇美拉。这么做本来就很正确,免得媒体发现她的存在后蜂拥而至。

我回到办公室,在医学文献库里查了查麦克伦堡,发现她署名的论文只有六篇,而且全都写于二十多年前,全都与胚胎学有关,但(就我能理解的充满术语的摘要而言,其中充满了“透明带”和“极体”)没有一篇明确地提到奇美拉。

所有论文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圣安德鲁医院的人类早期发育实验室。照例与秘书和助理你来我往了一番之后,我终于逼着他们把电话转给了麦克伦堡当初的一名论文合作者,亨利·芬戈尔德博士,他看上去又老又弱。麦克伦堡的死讯引来了一声悲叹,但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惊讶或痛苦。

“弗里达在2022年还是2023年离开了我们。从此,除了偶尔在研讨会上碰面,我就没怎么见过她。”

“离开圣安德鲁医院后她去了哪儿?”

“某家商业公司。她对此语焉不详,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找好下家。”

“她为什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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