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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德宗 从雄心勃勃到得过且过(第1页)

矛盾的德宗:从雄心勃勃到得过且过

不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磋跎。

帝京的光复并不能说明天子的罪己已感动上苍,因为两河的李希烈、李怀光和幽州的朱滔仍在负隅顽抗,帝国还须征战讨伐;而去岁以来,旱蝗肆虐,草木无遗,以至京畿大馁,道馑相望,又使得稍有转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天子还必须继续反省自己,以匡扶天下的德政拯救帝国的宗祧和黎民百姓。于是在公元785年的元日,德宗又发布大赦令,并改元“贞元”。

这场战事已持续了将近四载,任何一方都已经无力再作持久的打算。朝廷既然在几次决战中取得了胜利,也就证明了维持一种大家庭的力量依然存在。未过两年,大规模的抗争终于以妥协结束: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朱滔死,诸将奉刘怦知幽州军事,上表求归;八月,李怀光穷迫自缢,部下断其首出降,河中平。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杀,淮西一镇至少也在名义上归顺了朝廷。甚至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在压力下还终于答应了与回纥和亲,从而又使得吐蕃势弱,不能复为大害,边疆亦暂告绥靖。到这时,尽管天下并不安宁,但天子心中的“外患”毕竟是大大减轻了。也许“贞元”果真是一个吉兆,从此以后,德宗皇帝再也没有更改过年号。就这样,“贞元”记录了二十年的漫漫岁月。

皇上已步入了中年,他的朝气与壮志正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地销磨着。

对一个集权帝国而言,内忧与外患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大敌当前,反而能弥合内部的裂痕,而当外患一旦消减,内忧却不时滋生。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大赦没有立刻使二李革心投诚,却使另外一个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就是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被贬为新州司马的卢杞。

卢杞当然也在大赦之列,由新州司马移任吉州长史。他太了解皇上了,知道皇上此刻正陷入了一种无所寄托的忧郁中,一定会想起他的。“吾必定会再次入朝!”卢杞对人说。

真给他猜中了,皇上果然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命中书舍人袁高草拟诏诰发布这一决定。正直的袁高对德宗的做法十分不满。

这时宰臣是卢翰、刘从一、李勉。袁高对三位宰相说:

“卢杞为相数年,鸾驾播迁,海内疮痍,如何又调任大郡刺史?望三位相公力谏圣上。”

卢、刘摆手拒绝,李勉低头不语,袁高见状,气得掉头就走。

卢翰拿着“词头”直接从政事堂后门走进中书舍人院,吩咐其他舍人撰写。第二天,诏书颁布,袁高拗起性子在殿上不肯宣读,与另外两位大臣陈京、赵需出列力争。

德宗说出他的理由:“卢杞亦在大赦之列。”

袁高谏道:“大赦只是宽宥其罪而已,岂可再以刺史授之!”陈京等亦争之不已,皇上忍无可忍,多日的怒火突然发作,大吼道:

“朕就是以为卢杞可用,尔等不须再奏!”皇上的衣袖呼呼生风,左右的侍从吓得连退几步。

赵需等几个人被皇上的威怒所震慑,想从殿前退下,陈京对他叫道:

“赵需莫退!此乃国之大事,吾等当以死力争!”

此话一出,举朝肃然,一下子静了下来。

德宗听了陈京这话,心里倒也有点感动,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很失态,便挥挥手道:“好了,尔等退下吧。朕自有分寸。”

四天后,德宗的“分寸”只是任命卢杞为灃州别驾。不过,皇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朝中总有互相排挤、打击的敌对现象存在,似乎他们谁也容不了谁。一段时间以来,天子有理由认为,朝廷中的相互争讧是国家衰败的症因。德宗有时从刘晏、杨炎、卢杞一直想到眼下的当朝宰相甚至封疆大吏李晟、浑瑊等人,觉得他们一个也不可信。究竟应该任用何人呢?天子困惑日甚。

不久,宰相刘从一有病不能理事,德宗征召远在剑南的张延赏入相。

德宗对张延赏印象不错。天宝以来,由于用兵南蛮以及皇驾屡幸等原因,剑南西川三蜀之地负荷奇重,加之内乱频作,兵革屡扰,把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弄得衰敝不堪。延赏在建中初年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使得情况大有好转。天子逃难梁州时,多亏了延赏大量的贡奉才得以维持住局面。对延赏在危急时刻的竭忠尽力,德宗没有忘记。

然而此时驻防凤翔的李晟却大为着急,凭着靖难功臣及“西平郡王”的身份,急急上奏皇上,认为张氏过错甚重,不宜进用。德宗览表不悦,但李晟乃国家重臣,意见难违,于是迁延赏为左仆射。

照理李晟没有必要为这件看起来与己不相干的事情大动肝火,为此,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可能是当年李晟赴剑南抗击吐蕃、南诏联军时,曾强取了成都的一位官妓而被延赏派人追回,由此两人交恶。这话很不好听,不过倒也确非空穴来风之论。德宗得知其中就里后,真是无可奈何。

具体问题总是让人不知不觉地实际起来。到这一年的年底,尽管朱滔、李怀光相继败亡,但去年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国家的财政又一次步入危机。贞元二年正月,德宗任命崔造、刘滋、齐映为相。三人之中,刘滋端默雅重,齐映谦和言美,均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崔造。

崔造是当年刘晏的亲密战友,刘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后,崔造也被贬为信州刺史。崔造的入相无疑是治理窘迫财政的需要,他资历虽然不深,但因久居江南,对帝国的漕赋转运有很深的了解。

朱泚之乱平定后,天下户口,三耗其二,京畿与中原之地尤剧,帝国对江淮的依赖逐日为甚,相对来说战乱不多而又较为富庶的江南数道担负着帝国一大半的用度。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水陆运使、度支使、各地巡院以及江淮转运使完成的,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江淮转运使,当时担任此一职务的是著名的韩滉。

韩滉在大历、建中年间本与刘晏共同负责天下财务,但因为过于严苛,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刚即位的新帝德宗罢免。不过,韩滉从此却有了更多的机会苦心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移镇镇海军后,安抚百姓,均其租税,未及一年,境内大治。泾原兵乱后,河汴骚然,李希烈又肆虐淮西,大有窥江之志,韩滉遂闭关锁江,筑城池,修坞壁,扩建水军,守境不出;同时又拆佛寺道观建立馆第数十处,对外宣称说国家多难,此亦不外乎申儆自守,以备鸾驾之意。但这只能糊弄外人,却没有骗过崔造,他对韩滉的小算盘清楚得很。

岂止如此,崔造对其他各地钱谷诸使诸如此类的擅权自利、欺上罔下行为更是非常反感,所以一到任,便采取了行动。

崔造上奏德宗:天下钱物转运,改由各道、各州选官送达京都,诸道转运使、巡院并江淮转运使诸职皆宜罢停;中央政府的度支、盐铁诸使,亦应改由尚书各司负责。各种具体运作,由政府委派宰臣兼理。

崔造的改革之议颇近似于当初杨炎的做法,不过,杨炎主要是针对刘晏个人的,而崔造此举却是出于对财务弊端的真正厌恶。

德宗很为难。江淮转运使是韩滉,朝廷正仰给其源源而来的漕赋,如何能罢停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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