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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第1页）

“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极度恼恨。

但此刻，常衮却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一时语塞，遂更加怀恨在心。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早先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762）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类似表面上享受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同时，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亦以军功挂宰相衔，但皆不预朝政，唯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居丧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臣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盛夏时节的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常常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他并没有考虑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并不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为相，也不会因为皇帝而轻易放弃为人处世的初衷。祐甫应当还是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处事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祐甫心里很明白，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为丧制最后还是按照常衮的建议实行。尽管常衮排挤祐甫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新帝的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询以当前急务。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所以他认为新帝君临天下，首先必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